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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權無責」不合法，「有責無權」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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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責任對於艾爾弗雷德·斯隆而言，簡直比「不夠專業」還要糟糕，不但是不負責任，而且是一種權力的僭越。有一次，斯隆和我一起參加乙個會議。會間，某位大公司的最高主管表示：「我們對高等教育負有責任。」斯隆問道：「我們身在企業界，是否有權主導高等教育呢？」這位主管答道：「當然沒有。」斯隆毫不客氣、火冒三丈地說道：「那我們就甭談什麼『責任』。你也是個大公司的高階主管，想必也知道這條鐵律—— 『權』與『責』應該相當。如果你不想要『權』，而且這『權』也本不該屬於你，那麼就別談什麼責任。同樣，要是你不想承擔責任，而且也不該由你來負這個 『責』，也就別談什麼『權』。」
斯隆的管理原則也正是基於這一點，這當然也是政治理論和政治歷史的第一課。「有權無責」不合法，「有責無權」 亦然，兩者都會導致**。斯隆希望他手下的專業經理人享有很高的權威，同時也要求他們承擔起重大的責任。正是由於這一點，斯隆也把權力的範圍限定在專業領域，因此拒絕承擔非專業領域內的責任。
[b]行動指南：[/b]
反思你的「權」與「責」是否相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提出改進建議，使二者盡可能相匹配。
[b]摘自：[/b]
彼得·德魯克《旁觀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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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評注：[/b]
本篇日誌談論的是斯隆的觀點，並不意味著德魯克完全贊同。單獨說責任和權力要匹配，沒有人會否認。再進一步，尋求責任、權力、利益三者合一，也不會有什麼異議。不過本篇日誌的背後，隱藏著一小段公案。
德魯克很看重企業的社會責任，而斯隆對「公共」責任有一種本能的反感。斯隆撰寫《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直接誘因就是對德魯克《公司的概念》的強烈不滿。在德魯克《管理》三卷冊的推薦序言和「什麼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演講中，中國人民大學的包政教授提到了這個問題：斯隆始終想不清楚企業的社會責任從何而來，在斯隆的思維邏輯中，責任與權力應該是對等的，企業的責任是如何把各種生產經營要素有效地組織起來，企業並不對社會擁有權力，也談不上社會責任。
對高管妄談社會責任很窩火，並不代表道德水準低下。企業有企業的本分，高管有高管的職責。高管做不好本職工作，成天妄談對社會和人類的貢獻，更像是一種做秀和偽善。企業的本分是滿足顧客的需求，企業的價值和社會責任，也只能在滿足顧客需求這個大前提下得到體現。乙個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坑害消費者的企業，就算捐座金山，也不能說承擔了社會責任。
這個問題上，很難說德魯克和斯隆誰對誰錯，因為兩者的出發點不同，談論的問題本就不一樣。細想一下，這裡面其實有好幾個概念含糊在一起：企業、企業家、責任、社會責任。有乙個佐證，來自《管理學家》2023年第8期的文章「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報告稱，2023年殼牌（中國）發布第乙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截至2023年底，有121家中國企業發布了社會責任報告，「但報告整體質量仍不容樂觀」。這些社會責任報告的具體內容，通常包括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觀、環境安全管理體系、公益慈善活動等內容；有的報告披露公司治理結構、利益相關方參與等資訊。可以看出，「社會責任」並不是很嚴謹的乙個詞，包含了眾多不易量化評估的內容。
在現實中，企業的社會責任，很容易被簡化為企業家的慷慨捐贈。遇到大事小事，如果「有錢人」不捐助、或者捐助金額大家不滿意。要麼被冷嘲熱諷「缺乏社會責任感」，要麼被謾罵指責「為富不仁」。當社會責任感淪落為仇富的工具、道德綁架的人質、慷他人之慨的藉口，這種社會責任並不道德，也難怪一些企業家會敬而遠之。
吸引並留住人才 德魯克日誌之四月十六日
quote b 四月十六日 吸引並留住人才 行業衰退的第一跡象就是喪失對人才的吸引力。b 對於人事部門而言，確定切實的員工聘用目標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要明確如下這些問題 我們要提供怎樣的工作舞台，才能吸引並留住我們需要的人才？現在勞動力市場的 狀況如何？我們應該怎樣吸納人才？在經理人的聘用 發展和績...
擔負資訊化責任 德魯克日誌之六月四日
quote 資訊專家也是工具製造者。他們能教我們用什麼工具把裝飾釘釘進椅子。而我們要做的則是弄清楚我們是否應該釘椅子。資訊化組織的乙個要求便是，所有的人員都擔負起資訊化的責任。管弦樂團的巴松樂手在每演奏一首樂曲的時候都要肩負起傳遞資訊的責任。同樣的，在精密的報告系統中工作，以及在資訊中心與住院部 站...
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德魯克日誌之四月三十日
quote b 不安全感瀰漫於整個工業社會。b 並非經濟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瀰漫於整個工業社會。不安全感製造了恐懼，製造了對未知性和不可 性的恐懼，從而驅使人們去尋找替罪羊。我們只有恢復工人對於他們就業的理性和可 性的信賴，才能夠企盼工業企業裡的任何政策具有效率。在任何其他領域，我們都不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