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議：面對達沃斯中國當自省
30年基本建設支出比例之變遷
在達沃斯，2000多位出席本屆世界經濟論壇的行業領袖、經濟學家和各國政要中，大多數對未來三年的世界經濟前景給出了「緩慢復甦」的研判。這或許是自達沃斯論壇建立以來最悲觀的展望。
當中國人與世人一道宣誓「重建危機後的世界經濟」的時刻，我們似乎並沒有足夠多的理由去指責別人的「巨集觀經濟政策不當」，至少這種「怨天尤人」的態度與華人的傳統格格不入，倒是應當反思一下自己，看看中國是否同樣存在「巨集觀經濟政策不當」的情形。
相信沒有人懷疑國內同樣存在「巨集觀經濟政策不當」的情形，但我想強調的是，最嚴重的「政策不當」恰恰發生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前，確切地講，就是2023年以來實行的以限制固定資產投資為主的「巨集觀調控政策」。其中，最為「不當」的政策，要屬無視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與國民收入增長之間的比例關係，一味限制基本建設投資。
話要從2023年說起。那一年，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結束了此前兩年較2023年連續負增長的格局，按年激增23.85％。為抑制所謂的「投資過熱」，***決定限制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其結果是，1991～2023年或「八五時期」，雖然財政支出較上乙個5年增長了89.55％，但基本建設投資同期增幅僅為18.73％，導致基本建設投資佔財政支出合計的比重，由「七五時期」的20.53％大幅下降至12.86％，降幅為7.67個百分點。與「六五時期」相比，該等降幅為更大的12.27個百分點。
值得一提的是，自1950～2023年，國內基本建設投資佔財政支出的比重接近40％。其中，50年代高達45.36％，隨後，儘管三年困難時期基本建設投資大幅萎縮，但到2023年重新恢復到45.94％，這使得整個60年代的基本建設投資佔財政支出的比重依然達到35.38％的較高水平。此後的70年代，基本建設投資雖然在2023年和2023年兩次遭遇負增長，但佔財政支出的比重仍達到37.28％。
沒有過多理由指責建國初期的基本建設快速增長。就當時的經濟環境而言，gdp能夠在基本建設拉動下於1952～2023年7年間累計增長119％，與同樣跨度的1978～2023年累計增長148％想去不遠，應當說是乙個奇蹟。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建國後30年基本建設投資的高速增長，因長期戰亂而遭受嚴重破壞的國內基礎設施不可能得到迅速恢復，也不會為今後的發展打下良好的物質基礎。
到了「九五時期」，如果不是2023年啟動的積極財政政策，基本建設投資佔財政支出的比重不會**到13.19％。這表明，國內財政政策已徹底告別了在「建設與吃飯」之間謀求平衡的方針，開始向所謂公共財政優先滿足經常專案支出的方向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將基本建設投資更多地視為巨集觀經濟調控的工具。
然而，由於基本建設承擔著改善巨集觀經濟公共服務體系的重任，長期限制基本建設投資，注定導致公共服務體系供不應求。於是，進入2023年後，迫於供求壓力，基本建設投資佔財政支出的比重出現恢復性**。可惜好景不長，隨著以限制投資增長為重點的巨集觀調控政策出台，基本建設投資首當其衝，佔財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至2023年降至10.86％的歷史最低水平。
隨後兩年，也就是2023年和2023年，統計局未披露基本建設投資資料，但可以肯定，其增長水平繼續受巨集觀調控政策的壓制，並很有可能令基本建設投資佔財政支出的比重進一步降至10％以下，進而創下了新的歷史最低水平。
沒有人可以忽視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與國民收入增長之間的比例關係。近年來，國內公共運輸日漸擁堵，國民承擔的大學教育經費及醫療費用快速**，以及公共環境狀況不斷惡化等等問題，統統反映了基本建設投資不足對經濟的約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目前國內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高失業率（指全社會失業率，而不限於城鎮失業率）、高儲蓄率、高通脹、高能耗等等，都是基本建設投資不足的表現。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鐵路部門能夠承擔更多的客貨運輸量，石油消耗增長過快以及全社會運輸成本**過快的問題便可以得到有效遏制；如果城市道路交通不再擁堵，車用燃料可節省一成；如果上大學不再需要百姓自掏腰包，醫療及養老費用基本由**全部承擔，高儲蓄率就會漸漸被高消費率所取代；如果建設更多的經濟適用房並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足夠多的廉租房，高房價對居民的奴役現象就不會日趨嚴重；如果城市規劃更加合理，國內房屋壽命便可以大大延長，由此節省大量重複建築成本，並降低建築領域的能源消耗；如果將基本建設投資對gdp的比率提公升到5％以上，將會釋放出大量的新增就業機會，加速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化，進而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基礎上加快gdp增長……
其實，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2000美元以後，將國內基本建設投資對gdp的比率提公升到5％以上，是一條普遍適用的國際經驗。
照此說來，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2000美元的2023年，國內基本建設投資就應當達到1.06萬億元，而不是實際的0.44萬億元。隨後的兩年，即2023年和2023年，與5％gdp相一致的基本建設投資應達到1.29萬億元和1.5萬億元。
推而論之，考慮到此前的基本建設投資欠賬，所謂2023年和2023年的4萬億元**投資，算不上是什麼巨集偉的計畫，甚至無法彌補欠賬。保守**，到2023年，中國gdp將突破50萬億元大關，很有可能達到53萬億元。與此相適應的基本建設投資規模為2.65萬億元。但是，如果延續2000～2023年基本建設投資累計110％的增幅，到2023年，國內基本建設只能達到0.92萬億元，由此形成更多的欠賬。
關於目前的國內基本建設投資欠賬，即使從2023年算起，即使按照4.5％的比率計算，至2023年累計的欠賬規模便高達2萬億元以上。如果再將2023年和2023年的資料計算在內，2001～2023年累計基本建設投資欠賬應在3.7萬億元左右。
為在5年內彌補基本建設投資欠賬，我的建議是，2023年和2023年的基本建設投資合計應當達到6萬億元，2023年和2023年合計應達到5.8萬億元。
我想說的是，如果不是一味限制基本建設投資，2023年下半年的經濟減速不會那麼明顯；如果從現在開始將基本建設投資對財政支出以及gdp的比率恢復到正常水平，中國經濟不僅可以實現「保增長」的目標，而且可以迎來新的「大發展」。
順便說一句，現在似乎沒有人再提「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高達60％以上」那個錯誤觀點了。不客氣地講，那是推卸責任與「怨天尤人」的說法。但這還遠遠不夠，需要正視以往在基本建設投資當中存在的明顯政策性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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