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三個臭皮匠抵乙個諸葛亮,但筆者以為就思想境界和創新能力總水平而言,當代一百個庸碌無能的專家、教授加在一起也難抵乙個諸葛亮。諸葛亮的魅力遠不只是表面的智多星或節操高尚,而是時空全方位、多層面的,極不尋常。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既能在民間被無限「拔高」,又能受到他的「仇家」陳壽以及超級天才羅貫中十二分的敬仰,稱其為人中之龍、人中之神。
隨著現代社會思想的進步與開放,許多人認為對於諸葛亮也應重新評價。所以一會兒有人說他好戰,一會兒有人說他是簒漢奸臣,一會兒又有人說他愚忠、**華夏……在筆者看來凡此種種指責不過是應了一句話:龍遊淺水遭蝦戲。「淺水」就是當今「假語村言」盛行的學術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企圖凌駕於諸葛亮之上的人恰恰都犯了同樣乙個錯誤:心理明亮不及孔明,眼界高遠不及孔明,思想開放不及孔明。殊不知孔明心中是始終裝著整個華夏民族的利益,並認為她的前途和發展要重於一時的安定。正由於他的理想巨集大,手段新穎,所以要暫時假以匡復漢室之名,要火燒赤壁,要促成三足鼎立,包括「隆中對」密謀和「出師表」遠征。這些都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實現國家發展和統一兩個戰略目標所必須經歷的過程和必須承受的陣痛。實際上睿智的司馬家族在這一點上也與他不謀而合。但司馬氏即便獲得最後的成功也仍然比不上諸葛亮,是失敗反向成全了諸葛亮超越其時代的美。
所以,對於歷史上很多名人我們都可以去重新質疑,惟獨在諸葛亮面前要格外小心謹慎。他不但是「三國」時期的精神聖者,還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從古典儒、法政治到現代法治社會轉換的中樞人物,其重要性超乎於孔孟。筆者認為對他的思想和言行,需要重新做深入、系統的研究。如果有人在此前要草率地做出評判,那麼輕則會「書生輕議冢中人,冢中笑耳書生氣」;重則會身敗名裂。不僅過去的人不同意,現在和未來的人也不同意;不僅抑惡向善的主流意識不認可,銳意思變的新生代以及補天濟世的賢士高人也不認可。原因就是諸葛亮的精神品質兼具時空各三層次的美,即時間之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美,空間之下層、中層和高層的美。對於乙個人來說,他稱得上是無懈可擊的「完人」。
此前我們都沒有看到,諸葛亮在法家之秦、儒家之漢以後,是連續實踐了「性三品」和「儒法混」哲學。在他看來性三品是達成儒法混的台階,所以在統一全國之前須先將天下三分。就像他答張昭曾說過的道理一樣,給人治病前需先給他調理,待其氣脈和緩再下猛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即一邊用性三品理論將曹、孫、劉三大舊勢力均衡分立、關係和緩,一邊暗自從中蛻變出來,待時機成熟後再將他們分而滅之,建立新的王朝。這一觀點筆者在《破解〈三國演義〉之「三國五方」結構》中已作闡述。這裡還需簡要說明的是,諸葛亮從來就不曾誓死效忠劉備,他對劉家的劉表、劉璋是深惡痛絕,當然也不會突然偏愛比他倆強不了多少的劉備。他曾當面斥責劉備的仁是「婦人之仁」,而在他看到馬良送來的彝陵布陣圖之後更是明知故問地說:「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繼而說:「漢朝氣數休矣。」他之所以不去幫助劉備伐吳,要的就是這個結果。難道誰還奢望「智術淺薄」的劉備能創造奇蹟?不過能拼將一老命找回些許兄弟之義名而已。他對付「三劉」的手段其實是大同小異。所以我們要認識到他們「三劉」都只是諸葛亮實施新舊蛻變的不同階段的軀殼。包括他們的兒子。《三國志》中類似的證據也不勝列舉。
自昏君劉協到「三國」,到明君司馬炎表面上是1——3——1的一分一合的過程,實際上只有從一盤散沙到穩固金字塔的合併(塔尖是司馬炎)。中間的三國只不過是合併程序中出現的暫停、和緩,而實力重新分配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合併。而在「三國」分立的階段,各國也沒有停止自己的擴張、兼併。所以既不能說諸葛亮好戰,也不能說他**華夏。僅以「過程」評定乙個人是錯誤的,就像曹操以華佗開顱的醫治手段而判斷他有行刺之心一樣荒謬。至於說他是**之奸臣就更不正確了,既然漢末的幾代帝王已經將國家帶入了四分五裂、陰盛陽衰的境地,那麼他們劉家還有什麼資格和理由繼續執政呢?而既然應當以武力禪讓方式推倒重來,為什麼又不遵循推陳出新的原則而讓曹操倒退至秦朝,或讓劉備苟延漢室呢?諸葛亮就是不願看到國家在秦、漢之間徘徊,不願看到華夏民族被外族超越直至吞沒,才義不容辭地拋棄閒適的生活挺身而出。儘管這裡面他也有為自己和家族利益著想的因素,但儒法混的新思維決定他在得天下之後還是主觀利他,客觀利己的。可嘆如今這滑稽世情,乙個連「**」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都搞不懂的人也敢出書品評諸葛亮。
具體而言,諸葛亮的儒法混是主張先用「外儒內法」逆取天下,然後轉用「外法內儒」順守天下,而且逆取是手段,順守是目的。儒法混最突出的特點是,其中的儒和法不再是矛盾對立,而成為了統一的關係,即相反相成、剛柔並濟。與西漢末揚雄的善惡混或性三品中的中性都大為不同。它具有多方面的新優勢,比如它既能迎合當時統治者及民眾獨尊儒術的外在要求,又能實現國家之生產關係更新,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比如它既可以在逆取時將社會動盪與人員**降到最低,又能在順守時將安富尊榮的現象極大程度地遏制。這種復合態的儒法混就是諸葛亮第二層次的漸變美。
很顯然,諸葛亮在逆取和順守的道路上都只實踐了一部分,即只建立了蜀國就開始走向失敗了,所以第二層次的美並沒有充分體現出來。不過也是由於它的不完全發揮才讓諸葛亮有了向古典美和警世美兩端延伸的餘地。在遭遇失敗之後,他是一方面退保忠義、賢相之名,以穩定軍心並迴護自己的「異志」;另一方面又將最終「安天下」的重任託付給遙遠的後人。也就是說,他不但**到了當時的人不能理解他過於先進的儒法混理念,而且還**到了這一理念對國家也只具有中期療效,很快又會落伍,安天下的道路永無止境,並非如司馬徽說的那麼輕鬆。果然,與他理念一致的司馬氏在創造了短暫的繁盛之後,又將晉朝帶入了無休止的戰亂。
那麼是誰最先揭去諸葛亮表面的儒家「迴護」,還原他儒法混這一本質的呢?是陳壽。他通過許多客觀存在的史實推導出了他真實的內心。陳壽更難能可貴是不僅不批判諸葛亮的**異心,還因此而捐棄世仇仰慕於他。這其中除了陳壽心胸寬廣、才智過人之外,還有乙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晉朝真切地感受到了朝代更替以及儒法混新政的好處。可見中期之美也只有中期之人才能認識到,在「三國」統一之前是不會有人理解的。只是陳壽對此也不敢明說,僅能以事實代替雄辯。
那麼又是誰最先發現了諸葛亮寄託於未來的長期之美、警世之美呢?是羅貫中。他從晉朝及後面歷朝歷代的興衰往復中,意識到儒法混確實也不能帶給國家長治久安,哲學和政治理念還需要謀求新的突破。所以在羅貫中看來,諸葛亮是禍兮福所倚,失敗不但讓他免於陷入王朝治亂的終極輪迴,還讓他向後人提出了乙個難似補天的疑問。而作者由於自己也無力回答,所以只好將它假託於「茫茫天數」,並慨嘆:「是非成敗轉頭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實際上現在看來,是直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才基本解決了這一曾經困惑諸葛亮和羅貫中兩位高人的燈下影。資本主義的進步除了將忠君主轉變成忠國家,忠每乙個納稅人之外,還在於廢除了世襲制、終身制和「家天下」。道理很簡單,從乙個家族的範圍內指定繼承人必然不能保證乙個國家的長期強盛,需要相應地從全國競聘能人,並且只能用其最年富力強的階段。當然,資本主義制度也有自己的宿弊,還需要不斷改進。
比較可見,諸葛亮完成的是一騰空,兩分腿的三步跳,而司馬氏做的是一步騰空跳。儘管諸葛亮在儒法混的騰空高度上不如司馬氏,他還是通過一舊一新的兩極伸展將司馬氏遠遠地甩在了後面。誠然,我們說諸葛亮的三步跳也只有中間的騰空動作是真實存在的。第一步「忠劉」是他的虛掩,多少有點墮落、討好的傾向;第三步「警世」是他的虛託,也多少有點酸葡萄的意味。甚至還可以認為,第一步更多來自於諸葛亮的主觀強裝,第三步更多來自於羅貫中的客觀強加。三者之間是一實體反射兩面虛像的關係。
但是,只要忠劉之迴護能在當時起到穩定蜀**心和民心的作用,只要理想之寄託能激發後輩在治國安邦的道路上不斷求索、創新,它們或虛或實又有何妨。這種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不正是一位軍事統帥、一部文學作品分別應予瞻顧的嗎?何況在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諸葛亮身上,又有什麼屈辱不可以承載,什麼光榮不可以生髮呢?
筆者認為,在當前改革開放的年代,對於諸葛亮銳意創新、追求完美的英雄本色不但不必繼續隱諱,還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和廣泛的弘揚。他的精神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寶貴財富。然而令人扼腕的是,當今不但有人以「愚忠」否定他第一層次的美,還有人以「陰謀篡漢」否定他第二層次的美,幾乎要將他層層剝皮、全盤否定。好在這位聖人的靈魂千年不死,他繼定軍山之後如今又再度顯聖,這一次他是毫不掩飾地展示了自己獨創的「孔明跳」,不但擊碎現在所有的流言,還向著未來的時空衝決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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