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道形成於盛唐，《茶經》總其大成，簡稱「茶經法」。「茶經法」詳載茶藝，包括選茶、炙茶、碾末、取火、選水、煮茶、酌茶、傳飲八個程式，組成了「茶藝」的核心內容。
清代俞蛟《夢廠雜著.工夫茶》指出：「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緻」。俞說可謂一語中的。潮州工夫茶藝程式，一般為選茶、選水、活炎、烹茶、品茶。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了解到：從選茶、取火、選水、煮茶程式，以至茶具的應用，潮州工夫茶法與《茶經》煎茶法之間的區別是客觀存在的。舉其要者，潮州工夫茶法改餅茶為葉茶，改煎都為沖泡，並由此而生出茶具使用的差異，這是時代發展之必然。但我們絕不應忽視如下的史實；自唐迄今，已經歷了五個朝代幾千年的歷史。在這期間，由於文化上的「遺傳傳遞力」作用，使潮州工夫茶能夠儲存固有文化的精華。所以就其總體邏輯程式而言，潮州工夫茶法與陸羽煎茶茶法有著本質上的類同。傳承關係顯之又顯，完全證實了俞蛟「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緻」說法的正確。
通過比較，我們有理由認為：陸羽的「煎茶法」，其實就是「中國工夫茶」之權輿。換句話說，中國工夫茶藝，早在盛唐之時便已正式形成，它是中國茶道的載體唐代之工夫茶藝中心區在長安。
宋人的飲茶法稱「
鬥茶」或「點茶」，重在比試茶湯質量。陸羽煎茶法中，強調酌茶時要讓舀到碗裡的「華」（即「沫餑」）均勻，鬥茶法作了創造性的發展，演繹而成鬥「華」。宋人飲茶，改鍋中熬茶為盞中點茶，開了「撮泡」之先河。
有關宋代鬥茶法，蔡襄《茶錄》所述，可作代表。由《茶錄》所述，可以歸納出鬥茶要素有五：一是茶葉選擇，二是器具選用，三是注意水品，四是重視火候，五是強調注水比例。所謂「鬥茶法」，實乃唐代煎茶法之發展，是唐代茶藝在更新中的向前延伸。
元人飲茶，最令世人矚目的變化是不再將茶趺碾末使用，而是煎煮茶趺。楊維楨《煮茶夢記》載：「命小芸童汲白蓮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茶芽為飲供」。這是乙個例項，但如何「為飲供」？則沒有說具體。忽思慧《飲膳正要.第二卷》「清茶」條正好作了補充：「先用水滾過，濾淨，下茶牙，少時煎成。」「為飲供」之法，乃是將茶葉直接投入水中煎煮。而對水的處理，則比宋人更為講究；先將水煮沸，過濾去雜質，再放入茶趺煎煮.可見元人品茶,更加重視選水。元人飲茶最重要的貢獻是改末茶為葉茶。葉茶煮飲，更貼近於後代人的「撮泡」法。宋、元飲茶，可視為中國工夫茶的發展時期，同屬唐代茶藝在更新中的向前延伸。宋元之工夫茶藝中心區在河、洛。
明人茶藝，臻於完善，出現了中國工夫茶之鼎盛時期。茲就許次紓《茶疏》、屠隆《考盤餘事》、顧元慶《茶譜》、高濂《遵生八箋》、週高起《陽羡茗壺系》所載，綜合明人品飲程式於下：（一）選茶；（二）擇水；（三）養水；（四）活火；（五）烹茶；（六）品茶。從明人茶藝綜述中，我們清楚地看到：明人已經將茶藝推進到盡善盡美的階段，並形成中國工夫茶之鼎盛期。此一時期，工夫茶藝中心區已遷移至江、浙。
唐、宋皆用餅茶碾末，宋人則改鍋煮為點盞。元人採用葉茶，卻恢復了鍋煮舊習。明人的革新則是葉茶沖泡，兼善了宋、元的優勢而獨創「撮泡」的妙法。誠如週高起《陽羡茗壺系》所雲：「茶至明代，不復碾悄和香藥製團餅，此已遠過古人」。又雲：「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
潮州地區的飲茶歷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潮州八賢之一的張夔，是政和七年（1117）進士，他的《和徐璋送舉人韻》詩中有句：「燕闌歡伯呼酪奴，鸞旌鳳吹光寒儒。」（見《潮州三陽圖誌輯稿.卷之四.藝文志》）。酪奴是茶的別稱，這句詩說的是酒宴之後進茶助興。
至明代，潮州飲茶已漸次成風，並較多見諸文字記載。正統年間，潮陽教諭周泰《治平寺》詩云：「僧童煮茗燒紅葉，遊客題詩掃綠苔」（載順治《潮州府志.卷十一》）。嘉靖十一年（2023年）狀元林大欽《齋夜詩》（載《東莆先生文集.第五卷》）雲：「掃葉烹茶坐復行，孤吟照月又三更。城中車馬如流水，不及秋齋***」。嘉靖《重刻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梳妝意懶》出有句：「安排掃厝點茶湯」，《閨房尋女》出有句「不見益春點茶湯」，萬曆《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大全》《借銀往京》出有句：「討茶來食」。
有明一代，潮州地區飲茶顯然較前朝普遍，卻尚未成風。萬曆《潮中雜記.卷十二》載：「潮俗不甚用茶。故茶之佳者不至潮」。足見飲茶之事，尚不能引起文人學士的重視，遂致飲茶細節未詳。至於飲茶專著，則付闕如。但作為工夫茶之「外圍」區域，出現這種情況是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大凡文化輻射，者是通過人口遷移、商貿、宗教文化交流、戰爭等諸因素來實現其瀰漫與擴散的，且程序循序而緩慢。如前所述，明代永樂年間，京都北遷，江浙地區便潛伏著工夫茶中心區轉移的危機。作為「外圍」地區的潮州，在接受較長時期的輻射、整合作用之後，卻是以此為契機，逐漸積聚著取而代之的勢能。工夫茶文化中心區正呈現「接力棒式」的轉移。
至清代，「工夫」與烹茶方法聯袂，稱「工夫茶」。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清代俞蛟《潮嘉風月記.工夫茶》，全文照錄：「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緻。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為之。壺出宜興窯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斗公升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款識，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一，唯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尚有瓦鐺、棕墊、紙扇、竹夾，制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鐺，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衝之，蓋定，復遍澆其上，然後斟而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為清絕，非拇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余見萬花主人，於程江月兒舟中題《吃茶詩》雲：「宴罷歸來月滿闌，褪衣獨坐興闌珊。左家嬌女風流甚，為我除煩煮鳳團。小鼎繁聲逗泉響，逢窗夜靜話聯蟬。一杯細啜清於雪，不羨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都惟武夷，極佳者每斤白鏹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見焉。」
以上錄俞蛟論「工夫茶」全文。而加說明者，前此有成書於雍正十二年（2023年）之陸廷燦《續茶經》，其卷下「茶之出」引《隨見錄》有云：武夷茶「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陸文之「工夫茶」乃指茶種，因製工精細得名，並非品飲藝術。故專指茶藝之「工夫茶」，仍以俞文為首見。
俞文對潮州工夫茶的記述，與今之流行程式幾近一致；可見至遲在乾隆年間，潮州地區的工夫茶沖泡方法業已形成規範，發揮了為研究者們提供一種理論和方法的信念的作用。可知清代中期以後，工夫茶藝中心區已遷移至潮州地區。
綜上所述，中國（潮州）工夫茶發展的歷史，按沖泡法劃界，大體可分煎茶法（唐）、鬥茶法（宋）、散茶法（元以後）三個主要階段；按中心區劃界，大全可分長安工夫茶（唐）、河、洛工夫茶（宋）、江浙（或稱蘇、杭）工夫茶（明）、閩、粵工夫茶（明末清初）、清州工夫茶（清中期以後）五個主要階段。
通過對中國工夫茶原流的爬梳，可以發現幾個非常有趣的歷史現象：
其一，早在唐代形成的中國工夫茶，有「工夫茶」之實，卻長期未能得到正名，竟然出現了一千多年的「有實無名」的尷尬局面，甚而至於被誤認為「失傳」！令人深思。
其二，中國政治中心的變化，牽動了經濟中心之遷移，工夫茶文化也呈現「中心遷移」現象，顯示出由北而南的運動軌跡，最後在潮州地區這個相對「隔絕」的有利生態環境中「定居」。
其三，潮州工夫茶實質上已成了中國工夫茶的最古老型種遺存，稱之為古代工夫茶的「活化石」也無不可。然而它卻長時間被誤認為是區域性地區的民俗文化，人們忽視了「遺傳基因」的原始性質，使其遭到長期不得正名的厄運。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所謂「中國茶道」、「中國工夫茶」、「潮州工夫茶」，實質上是三位一體的，其價值取向，當於成形時就已潛存或實存於現產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只不過是未經梳理和發揮成為系統而已。所以說，目前流行的潮州工夫茶藝，正是《茶經》工夫茶藝的延伸，正是《茶經》工夫茶藝經歷了千餘年不斷積累、不斷揚棄、不斷發展過程而獲倖存的珍稀茶事物化成果，正是現代中國茶道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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