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9~1994 年的16 年當中，農業稅費近13000億元，而**支農支出僅3700億元，農民負擔年均810億元，是2023年的5.2倍。
從1979 年到1997 年，大約5萬億~6萬億元通過土地徵用從農村流走。
現在，每年農民工對gdp的貢獻大約佔15%~30%，人均創造價值近2.5萬元，而收入不超過1萬元。
在昨天舉行的「新農村建設——實踐反思與展望研討會」上，原***體改辦副主任、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副主席邵秉仁提供的一組資料震撼人心。
邵秉仁說，改革開放以來，**從農村、農民中提取得太多，致使城鄉差別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拉大的趨勢。所以此次五中全會重提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張紅宇認為，新農村建設是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方式。「三農」問題從農民的角度核心是收入問題，從農業問題來講其核心是公平問題，從農村角度的核心是社會事業方式問題。這三個方面都有大量欠賬。
張紅宇指出，農民收入這20多年來絕對數量是增加了,但相對收入經歷了乙個擴大，然後又經歷了乙個縮小，現在再擴大的過程。而現在的擴大程度遠遠超過了以前。因此，還要進一步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另外，近年來農民大量湧入城市，要加強對農民工醫療、養老等的基本保障。
從農業角度來講，儘管最近幾年，現代化的投入越來越多，但僅限於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郊區，廣大中西部地區還是傳統農業。
農村問題的解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認為要靠農村基層**從全能型、多功能轉向有限功能；從自上而下、行政型的**轉向高度自治的**；從統治型** 轉向服務型**。
但是，張曉山指出，取消農業稅後，許多鄉鎮和行政村的財政收入沒有了**，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級的轉移支付，這反而加重了它們對上級的依賴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十一五」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邵秉仁認為關鍵在於採取幾個實實在在的措施：首先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別；其次要轉變**職能，改革現在的行政管理體制，降低管理成本；堅持城鄉社會經濟發展的統一規劃、統一投資，以及用財政投資來帶動整個社會投資，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建設力度；建立農村發展的長效機制，在體制和政策上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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